张五常经济学的前景：教育篇

张五常经济学的前景：教育篇 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blog/1415971969

所谓的“张五常经济学”，从实物上说是以张五常教授的新旧两版《经济解释》为载体而形成的经济学理论。但从抽象的思想体系来说，是科斯要求张五常在中国搞起他所认为的“好的经济学”。那么科斯认为什么是“好的经济学”呢？那就是直面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而不是传统教科书那一套被他批评为“黑板经济学”的象牙塔之物。通常我不使用“张五常经济学”这个术语，对于初学者也不频繁地说“经济解释”，而是用“真正的经济学”、“学以致用的经济学”之类的说法。

参与浙大这次《经济解释》研讨会的一些与会者，尤其是第一次参加这类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的读者（即非经济学界人士），普遍向我反应的都是对这次会议或多或少感到有些失望。因为虽然在大会上发言的人大多声名赫赫、头衔不小，但发言的内容却显示着他们其实并没看懂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甚至好像根本没看过一样！我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与张五常教授有关的经济学界的学术会议，所以我对这种情况早已见怪不怪，没有抱着什么特别的期待，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失望可言。其实，有仔细地看我以前写的《我为什么要写〈经济学讲义〉》（http://user.qzone.qq.com/908961321/blog/1349831363）一文的读者，看到里面关于以前我参加“《中国的经济制度》研讨会”的一个片段的描写：

茅于轼老先生和王宁之后，又有两位与会者问我，为什么不选用原版教材？比如平狄克的、斯蒂格里茨的。我只能回答他们：“这些人编的教材也是错漏百出的。如果你们不知道，那就是你们也学了错误的东西，也被误导了。”他们不服气的说：“他们怎么会是错的？你说是错的就是错的吗？”我已没有心思再跟他们分辩下去，摆摆手掉头就走开了。说出那样的话来的人，只能说明他们连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都没看过——不是看了没看懂，而是完全没有看过！在没有共同语言的情况下，片言只语之间是不可能向他们解释得清楚的。

就该知道，这种参会者连最起码的“功课”——即对张五常教授的著作至少是读过一遍，对他的观点主张有所了解（不需要是认同）——都没做的情况，是比比皆是的。所以，我早就把自己参加这种会议的目的调整为主要是与读者见面，和他们“开小会”，而不是去听大会上的那些参会者的发言。

这就带来我这篇文章要讲的主题：目前的中国最需要的传播“张五常经济学”的当务之急，是教育！

很多人听说过张五常的名字，或许也有相当数量的人知道“经济解释”这个术语，但其实哪怕只是对“张五常经济学”的内容有所了解（而不是要求达到理解的程度）的人，还是太少了。这种情况在中国的经济学学术界，比起在实业界，反而是更糟糕！本来，非学术界中人，我们只能要求他们对“张五常经济学”有所了解——我对“了解”的定义是：知道其观点主张，但不清楚其观点主张的理据是什么，即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而学术界中人，既然是行内人士，就应该是对“张五常经济学”达到理解的程度。注意，我说的“理解”不等于认同，当然可以持有不同的意见，但必须是根据“事实”与“逻辑”来主张他们的不同意见（即举出推翻了张五常观点的事实，或指出张五常的推理分析中存在着什么逻辑错误），否则何来“科学”可言？原则上任何人都可以不同意牛顿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主张，但你是要用“事实”与“逻辑”去否定牛顿的，并不能泛泛地说“牛顿是物理学的权威，但我就是不迷信权威，我就是不屈从权威，所以我要持有与他不同的观点”这种貌似充满了革命创新的激情、其实只是狂妄自大的呓语。但现实的状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反而是：非学术界中人对“张五常经济学”有所了解的人不少，达到理解程度的人数甚至看起来超过了学术界里的人——因为学术界里的人连能称得上有所了解的都不多。所以，“张五常经济学”所急需的是教育：无论是对学术界中人还是非学术界、但对这门科学感兴趣的实业界人士，都需要教育他们先是了解、然后是理解张五常的观点主张。

那么，从“张五常经济学”的当务之急是教育这一点来看，最优的方式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开学术会议是一种好方式，我不否认学术会议有助于扩大影响，起到宣传的作用，但是在学术界中人、尤其是那些名人大家其实也对“张五常经济学”了解不多、甚至误读多多的情况下，聚众而来旁听会议的人如果自己对“张五常经济学”也认识不深，很容易会感到迷惑，甚至误入歧途。

我始终认为，传播推广“张五常经济学”的最有效方式是系统地上课讲授、做作业验证与训练受教育者对知识的掌握及应用。也就是说，始终学校教育才是最有效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与开学术会议相比，没那么吸引眼球，短时间内影响有限，宣传效果也不大，但它能实实在在地将“张五常经济学”教给学生，学得好的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境界，学得不好的也至少对张五常的东西有所了解。

在浙大的会议上，确实有人提出了在大学里是否能教《经济解释》的问题。有的认为在本科阶段就能教，有的认为要到研究生阶段才能教，还有的认为师资是个大问题。在第一天会议下午的分会场里，我参与的那个会场中西安交大的郭誉森教授在发言时说到，他作为金禾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没有勇气用张五常、弗里德曼的书（按：指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是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讲授经济学课程时他的学生记录下来的讲义内容）做教材。其后，在听众提问环节，读者“自在江鸥”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大意是说我在大学里教经济学的课程，都是用我自己写的《经济学讲义》做教材，讲授的内容其实就是张五常的《经济解释》。他问我认为浙大在课堂上推广《经济解释》有什么难度，还想我分享一下授课的感受。

其时因为张五常教授也要求发言，因此压缩了我们回答问题的时间。不过即使时间充裕，在那种就在浙大地盘上的公开场合，其实我的回答内容也不会超出当时的简短回答。当时我的简短回答是我很幸运，因为我面临的局限条件是其他老师所不具备的。中山大学的王则柯老师推荐了我去给传媒学院上经济学的课，给了我最大的自由去选择讲授的内容。至于浙大能不能具备这样的局限条件，就要拭目以待了。

“传媒学院”是最关键的局限条件。事实上，我想象不出有哪个学院比它是更适合学习“张五常经济学”的了。在我接受这份教学工作的时候，传媒学院的院长助理与我沟通，首先就提出不要讲太多数学，因为他们的学生大多是文科生。我马上回应：我就是不赞同在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所以这个要求对我来说是正中下怀！我大致了解到，以前他们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院里找老师或毕业生去上这门课，但大量的数学推导让学生望而生畏、兴趣全无，所以才迫使他们不断地寻找更适合他们的学生的经济学老师。其实数学只是个表象，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或关键。即使刻意地回避使用数学，传统教科书经济学的内容对于并不打算从事经济学研究或经济类行业的普通人也是意义不大的。虽然从萨缪尔森到曼昆的面向大众的经济学教材，都会强调学习经济学更重要的是学习一种“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的思维方式，但真的深入到教材里面的内容，却大多与之无关，甚至是与之矛盾！

事实上，现在出现了一个貌似奇怪的悖谬：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不需要掌握真正能学以致用的经济学，其它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反而需要！

为什么前面说“传媒学院”是最关键的局限条件？因为那里培养出来的学生未来是要从事新闻媒体方面的工作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有一种科学（客观冷静）的思考方式去看待新闻事件，从而写出深刻的报导。如果仅仅是报导事实，大致上所有媒体能掌握的事实都是大同小异的，美国电影、电视剧上描写的那种为了挖到独家新闻而各种冒险（男记者）或各种出卖色相（女记者）不可能真的是常态，只是“小说家言”而已。要在今日的传媒市场的竞争中突围而出，只会报导事实是很难有与众不同的竞争力的。但面对同样的事实，如果有经济学理论的指导，看到事实背后的本质，作出发人深省的深度评论，这个层面就大不相同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因为，真正的经济学归根究底并不是狭隘地研究经济领域的事情，而是研究一切与人有关的行为。“传媒学院”开这门经济学课程的最初想法，只是为有可能从事财经新闻工作的学生打基础（因为“财经新闻”的专业方向比较热门），却误打误撞地找到了最能增加他们的学生的竞争力的途径。

同样的道理可以推广到其它非经济管理类学院。我在“传媒学院”授课以来，我见到过来自于资讯管理学院（这应该是个比较偏重于计算机领域的理工类学院）、法学院的旁听生。因为他们的学生都感觉到需要学习经济学，但自身学院没有开这门课，就来我这里旁听。他们是幸运的，因为如果他们是去旁听经济管理类学院的课程，他们听到的是传统教科书经济学，是没多大用处的。还有政务学院（研究政治学）也需要学经济学，我的朋友在那个学院上经济学的课，也是在传播“张五常经济学”。

非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也需要学习经济学，而且就是需要真正能学以致用的经济学，这好理解。但为什么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反而不需要呢？难道从事经济领域工作的人反而不需要在现实之中切实地使用经济学吗？原因是：现在经济管理类学院的重心在于研究，而不是教育。而研究又是以传统教科书经济学那一套象牙塔理论为标准的，教授老师们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也根本不是要学以致用解释现象，而是要发文章、评职称。经济管理类学院的学生，比其它学院的学生有更大的比例打算考研、进入学术界，于是他们的目的也不是要学以致用解释现象，而是要发文章、拿学位。虽然经济管理类学院的学生仍然有大量的人是需要真正能学以致用的经济学的，但他们的需求不受重视。

前面提到浙大的会议上有人认为《经济解释》在本科阶段可以教，也有人认为研究生阶段才能教。我的看法是：如果是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院，在哪个阶段都无法教！师资固然是问题，但还不是最难以逾越的困难，因为我已经出版了更适用于初学入门者使用的《经济学讲义》，且多年在网上让学生公开做作业。真的有心想教给学生《经济解释》的老师，或直接使用我的教材，或以之为参考书，并参照我给学生出的作业题……这些教学资源都是现成的。直接模仿、甚至全盘照搬都不失为一个循序渐进的途径。但是在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院讲授《经济解释》最难以逾越的困难——是难到即使由我去授课都会困难重重而难以成事的困难——，是这些内容与传统教科书经济学多有格格不入之处，会令学生在上其他老师的课时矛盾重重，甚至让其他老师极为尴尬。然而其他老师尴尬的结果不见得是逼着他们改变，而是将我淘汰出局！

让我举一个事实来证明我的这个“推断”吧。张五常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回到香港出任港大经济学院的正教授，并因港大的特殊地位而主导香港中学会考的“经济科”的考试，即题目是由他出的。起初，香港的中学老师（教经济科的老师）当然不懂“张五常经济学”，教授曾义务（即免费）地在晚上给这些中学老师上课，再由他们去给中学生上课。在如此有利的条件下，“张五常经济学”对香港中学生的影响不可谓不深。然而，姑且不论近年香港中学会考搞所谓的改革而把“经济科”的试卷出题改了，那些曾经学了“张五常经济学”的中学生升学到大学时，照样遇到与传统教科书经济学格格不入的问题。之前我教的“传媒学院”的学生中有一个是香港人，他在一次作业中说到，他回港渡假时遇到中学时的同学，而那同学是考上了香港某大学的经济专业的（该大学是什么大学，那学生在作业中是写了名字出来的，但我在这里就不提了），于是二人交流他们各自学到的经济学。那就读香港某大学经济专业的同学听了我的学生讲的内容，就知道那是“张五常经济学”，说：我一进大学，老师第一堂课就是跟我们批张五常，说他的东西是错的。

看了这个学生写的作业，我心里首先想的是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香港的大学的经济学老师要一上来就批张五常呢？几秒之内我就找到答案。一定是因为以前（香港会考搞所谓的“改革”之前）香港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学的经济学是“张五常经济学”，到了大学遇到的却是传统教科书经济学，二者格格不入，学生很自然就会问老师为什么这样？那些大学老师回答不上，非常尴尬，索性就在一开始上课的时候先批张五常，堵住了学生有可能会跑来质问他们的嘴巴。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一再地发生。有一年我给创业班的学生上经济学的课程，然后下一学期他们去上“微观经济学”，第一堂课就与老师发生了冲突。应该是讲到关于经济学的“理性”假设时，那门课的老师说有非理性的情况，而这些经过我教育的学生以我的分析（不是“非理性”，而是信息费用的约束导致“不知道”）与之抗辩，老师的回答无法说服他们，一批学生立即拿起书包离开课室。最后惊动了其他老师极力安抚那些学生，劝说他们要回去上课。再后来，我从下一届的创业班学生的聊天中大略地得知，那些学生在最后的期末评分中“疑似”遭到报复而被判了挂科……

我那在政务学院的朋友也跟我说过，上了她的课的学生在其它课上质问老师讲的内容与她说的不同（例如上“社会保障”的老师大讲社会保障的好处，与她在上课时将“社会保障”批得体无完肤的情况完全是针锋相对），结果有二：其一是学生表示再也听不进其他老师的课，其二是其他老师向我的朋友投诉她让他们很难教那些她教过的学生。

如果是真的以“科学”为竞争准则来定对错、决胜负，那就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要以“事实”与“逻辑”来否定“张五常经济学”，正如我们都是以“事实”与“逻辑”来指出传统教科书经济学的错误所在。然而，人的世界并不是如此简单。你让这个圈子里的大部分人不好过，即使你是掌握真理的少数人，大部分人也要把你排挤掉。虽然没有哥白尼那么惨烈，但连张五常本人有着如此优越的局限条件也只能暂时改变香港的中学的经济学教育，却没法从根本上改变香港的大学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教育，因为那些老师全是由传统教科书经济学教育出来的，即使事实与逻辑不利于他们，他们也不会承认自己毕生所学几乎全错了，正如弗洛伊德所面对的那个医学界老前辈那样。

所以，对于张五常教授乐观地说：“真理一定会胜出！”说只要学生看《经济解释》，就总会有人看懂，就总会有人在老师讲的东西与之矛盾时去质问老师，老师回答不了就要改……我是不敢苟同的。

也所以，我从来不寄望于在各大高校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院里能普遍地推行“张五常经济学”的教育，而是认为恰恰是像“传媒学院”这类志不在经济管理类的学术圈子之内发文章、拿学位、升职称，而是真的需要在现实中使用经济学的专业，学生有需求，其他老师并非是经济管理类专业也不会受到威胁，才有成功的机会。

我更寄望于的，是更广阔的学术界圈子之外的实业界里的人。他们也不需要用经济学来发文章、拿学位、升职称，他们就是需要将经济学用于解释真实世界的现象，从而借助科学理论的力量指导他们进行决策。在这更为广阔的天地中，真正的经济学，能学以致用的经济学，有着无比强大的竞争力、从而有着真正顽强的生命力。在我的空间里，就聚集了大量的这类读者，其水平之高远远胜过那些出现在学术会议的会场之内的、名气与头衔很大的人。其中最厉害的几位我认为他们已经超过了我，因为我毕竟还是较多呆在学校这象牙塔的圈子里，是站在水边旁观的书生，凭着比常人敏锐的观察力认识真实世界；而不像我的读者们是亲自下水、“春江水暖鸭先知”的实际工作者，对现实的了解他们比我有更切肤更深入的认识。这样，有少数人与我的智商一样高，而他们又比我更了解现实，则比我更厉害是理所当然的。更不用说，有更少数的人的智商甚至可能比我还高呢。

对于学生，我的经验是不能只是给他们上课，让他们看教材，还必须做作业。不通过做作业，所谓“学以致用”是做不到的。这跟理工类的科目很相似，上课听讲看教材好像没啥难度，都懂了，但一做习题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学会。像经济学这种真正的科学，听懂讲课或看懂教材只是进入了“学会”的第一个层面；真的能把知识与理论运用起来解释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情，才是进入“学会”的第二个层面。套用“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这句俗到极点的广告语，“会用才是真的懂”！对于学生来说，做作业是很辛苦的事情。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做一次份量不少的作业，这个频率与强度对于压力很轻、悠哉游哉的中国大学生、尤其是学科“水份”很大的文科生来说，确实不是一般的辛苦。其实如果是出国读书，在那些名牌大学里也一样有很重的作业量，但中国大学的文科专业大多是在“放羊”。而以为我教的经济学不用太多数学就很容易学，更是大错特错。当今的大学生对世事知道得很少，他们是连“编制”是什么，“劳务派遣”是什么……这类在社会人士看来理应是常识的知识都欠奉的温室花朵们，直接拿现实世界的现象要他们解释，为了调查事实是要耗费他们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的。更不要说，要摆脱成见、主观情绪、道德价值观的左右去客观冷静地分析调查而来的事实，即使是社会人士也不容易做到。

由此，我认为最适宜讲授“张五常经济学”的是大一新生，因为他们刚刚从学业繁重的高中上来，还能习惯做繁重的作业——尽管其实很多并不习惯这繁重的作业是调查真实世界、频繁开动脑筋思考分析，与他们在中学时可以懒于思考、以考试技巧应付过去的文科类作业大不一样。较高年级的学生会一方面早已遗忘中学的学习压力，另一方面有别的学习以外的事情分了他们的心——事实上，他们从大学里的学习中其实没学到什么真正有用的东西的经验，也让他们早已不把学习很当一回事，所以会把别的事情的重要性置于学习之上。这不能怪他们，而是大学确实大部分课程并没有真的教给他们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就更是难教。因为他们对于大学的学习有着更根深蒂固的成见，而这种成见也不能说全是错的，只是这种成见碰上我这门课就是错的。本来他们能从这门课上得到有价值的东西，却因这成见而没有投入足够的努力。正如英谚所云：“No pain no gain.”没有投入足够的努力是不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的。大学里很多课程是因为本身没价值而不值得投入努力，他们却因为这过往的经验而不在这门课上投入足够的努力，导致他们得不到这门课本来能给他们的价值。当然，我这只是讲述我所观察到的整体情况，而不是说具体某个研究生就一定比具体某个本科一年级的学生学得差。也有研究生（如北京某大学的研究生，网上ID是“娃娃FIFI”的，主动跟着我的学生做作业，就表现得非常优秀）比绝大部分本科一年级的学生都学得好。因为当他投入足够的努力，在这方面的局限条件与本科一年级学生拉平了之后，他年纪较大、经历的事情较多、社会经验较丰富的那一方面的局限条件就成了压倒本科一年级学生的优势了。

是的，这就是我的读者，或应该称之为我的“社会学生”的这一群人的优势所在。他们不是因为在学校读书，刚好碰上我做他们的老师，不得不听我的课，做我的作业，即使不愿意努力也只能硬着头皮应付过去。他们是主动找到我的空间，自学我的《经济学讲义》，都是“我要学”的人，而不像大部分的“学校学生”其实还是“要我学”而被我逼着去学。正因为“社会学生”是他们自己要学，所以在投入足够的努力这一方面的局限条件反而比“学校学生”更有优势，而他们的社会经验又比“学校学生”丰富，所以他们的学习效果平均而言都比“学校学生”好。他们最大的劣势是正在工作，时间繁忙，有些时候实在是腾不出时间来学习。而且他们来到我的空间，看我的文章，参与讨论，而我的文章发布顺序不可能是根据他们进来时的水平循序渐进地安排的。但我布置给“学校学生”做的作业，是有意识地安排顺序，以便于他们循序渐进地学习——总体的顺序是一边训练科学方法论——了解“事实＋逻辑＝科学”；然后培养“重视事实”的科学精神，这方面要花较多的时间，引导他们从观察生活小事出发、尝试运用知识与理论来解释；再培养“坚持逻辑”的科学精神；并极力排除用心理因素（包括偏好观念、风俗习惯等）与道德审判来作解释），一边练习理解并运用经济学中的自私假设、寻找局限条件以避免套套逻辑、“边际分析法”、需求定律、价格管制理论、成本与租值（含“上头成本”）、租值搭配原理、交易费用……（这些是《经济学讲义》的“上册”会涉及到的经济学中的知识与理论。“下册”的内容在此就不作重复了。）

所以，对于读者来说，最好还是跟着我的学生一起学一年，做一年的作业，就能学得比较系统。但很多读者进来的时间不会是那么恰巧在一个新学年的开始，工作繁忙的读者也常常难以承担每星期做一次作业的学习量。但他们的优势是可以一年复一年地跟着做作业——其实学生也可以，但能像张五常那样年复一年地坐在他的老师赫舒拉发的课堂上听课的人，至少我是从所未见。由此可见张五常是不世出的天才，实在首先是因为他是不世出的勤奋！

Francofang是我的“社会学生”中的“大师兄”级别的人物，其实我怀疑他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地超过我了。因为他很厉害，我就有一个误会，以为他是天生厉害，一开始就已经如此水平高超的。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在我的某篇文章后面回复某个读者的评论时提到，原来他是追看我的《经济学讲义》初稿发布的人。那时我一边写“讲义”，一边也在每一讲连载结束的时候随手就找一些真实世界的事例、对其分析要用上该讲内容的，来出作业题（这些作业题大部分就成为了《经济学讲义》里的“思考题”）。Francofang事后回顾，说他当时也经常做不出那些作业题，看到我发布的答案就忍不住油然而生一种想“以头抢地”的冲动，因为答案一说出来是对得那么显而易见，但“我怎么就是想不到呢？！”然而渐渐渐渐地，他发现自己开始能想出正确答案，真实世界中的事例顺手拈来略一思索就能轻松找到解释，那种刚一开始时他看着我似是神乎其技得不是常人能有的“举重若轻”的潇洒境界，他自己也达到了！到了那个时候，他就从潜水客变成经常冒头说话，所以让我觉得他天生厉害，好像不用学就已经会了。

Francofang优于一般的学习者的地方，是他有丰富的知识量，以前只是没有习得正确的思考方式来开发他这“信息宝库”。一旦掌握了真正的经济学那种强大的思维方式，正如一个拥有家传宝剑的少年长大成人习得精妙剑术，用于无坚不摧的神兵利器之上，自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但是，再普通的读者或学生都不用面对Francofang那样的天才级人物而黯然神伤、妄自菲薄。以我的观察，普通智商者只要能摆脱成见、主观情绪、道德审判的左右，持之以恒地研习，都是能够掌握“张五常经济学”的，就是达到“会用才是真的懂”那个学以致用的层面。而这个层面已经远远超过很多学术界的所谓名人大家了。想当年我可是花了10年时间（！）才达到学以致用、举重若轻（这是第三个层面）的境界。现在大家有我的《经济学讲义》及作业题、文章指明路径，少走了很多弯路，是可以省下很多时间的。

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呢？有的读者确实特别聪明，上手特别快，如“白也”；但也有的读者坚韧不拔堪比郭靖，屡屡说错话而被我毫不留情地反复批评（俗称“骂”），前后长达四年之久而终于脱胎换骨，如“国庆”。也就是说，长则也不过四年而已。反而，曾经有看起来非常聪明的读者，却自恃聪明而受不了我的批评，早早离去。我从不惋惜这些被我骂跑的读者，因为这是他们的损失，不是我的损失。对于这类读者或学生，我的看法是：“孺子可教，但愚子不可教”，又或是“我只度可度之人”。一个真正聪明（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智慧”）的人，是不折不挠地追求真理的，不仅仅是外部的艰险困难不能阻挡他的脚步，包括存在于他自身内部的一些人性弱点（如好面子）也能将之克服。我还认为：“如果一个人爱自己的面子胜过爱真理，这个人是注定要与真理绝缘的。”所谓“愚子”，其实真的不仅仅是智商的问题啊。事实也是，经我教育的“学校学生”，在一年的学习结束时大部分都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第二个层面，小部分达不到的学生也根本不是因为智商偏低，而是因为始终摆脱不了成见、主观情绪、道德价值观对其认识事实、逻辑思考的能力的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