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低下还只是这项制度的表面问题，它的深层次症结，在于这是一项答非所问的糊涂制度！为什么这样说呢？那我就要问大家：为什么我们需要社会保险制度？回答是：因为要解决人们的养老问题。继续追问：养老问题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可不是现在才需要解决的，为什么以前不需要社会保险制度，现在却需要？是的，自古以来人们都要养老，都是以私人养老的方式来解决，而现代的社会保险制度是试图以公共养老的方式来解决有关问题。但为什么要以公共养老来取代、或至少是协助私人养老？几千年来，私人养老不是把这问题都解决得很好吗？到底是什么局限条件在现代发生了变化，使得私人养老没法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要政府出手来实行社会保险制度，以公共养老的方式来对付呢？
我们先来仔细地分析私人养老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私人养老的方式其实有两种：其一是存钱养老，就是年轻的时候赚到钱不是全部花光，而是留下一部分存起来，等到年老的时候就花这存款，这是自己养自己。其二是养儿防老，年轻的时候养个儿子，到你老的时候儿子长大了赚钱养你，这是跨代养老——以年轻一代养年老一代。我们再转向分析公共养老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什么。仔细一看，其实还是模仿私人养老的那两种方式：其一是年轻时交纳保险费，本质上是储蓄，存进社会保险帐户中，到年老的时候以退休金的形式逐月从该帐户中提取。其二是跨代养老，即从有工作的人（年轻一代）那里收取保险费（社会保险税），直接转移给已经退休的人（年老一代）。
也就是说，公共养老并没有创新出任何与私人养老有什么不同的神奇方式来解决养老问题。那到底公共养老有什么意义？或者换个提问的方式：几千年以来都运作良好、成功地解决无数代人的养老问题的私人养老，在现代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是它没法解决的，于是需要公共养老来解决呢？想来想去，我能想到的困难只有两个：一个是由于医疗卫生的进步，现代人的预期寿命大幅提高，人们在年轻时本来普遍预期自己会活到60岁（因为“七十古来稀”嘛），但到退休时预期寿命却增加到70岁、甚至更高，于是以前根据60岁的预期寿命所存起来的钱不够花了！另一个则是通货膨胀！古代通货膨胀不是常态，现代却成了家常便饭（为什么会这样，后面在宏观经济学的部分讲解通货膨胀的时候再作解释），于是年轻时存的钱被通货膨胀所蚕食，到退休时也不够花了。
然而，公共养老能解决这两个困难吗？显然不行！公共养老相对于私人养老而言，非要说前者有什么优势的话，想来想去我也只能想到两点优势：一点是这世界上有人小心谨慎地存钱，但也有人大手大脚地挥霍。另一点是这世界上有人养了孝顺的儿子，但也有人养了忤逆不孝之子。如果只有私人养老而没有公共养老，后一种人到了老年的时候就会没钱养老，晚景凄凉。但有了公共养老，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是强制参保的，就算是乱花钱或是养了不孝儿孙的人，老了之后至少还有社会保险金可以领取。
可是，人们需要公共养老不是想它解决有人乱花钱或养了不孝之子那样的问题，而是想它解决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和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的购买力下降的问题！有人乱花钱或养了不孝之子，这是一种非系统风险；而预期寿命大幅提高和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的购买力下降，却是一种系统风险。所谓系统风险是指整个系统都存在的风险，因此系统之内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而非系统风险却并非存在于整个系统之内，只是系统中的部分人会遭遇不幸。举例来说，好比你去买股票，刚好碰上股灾，整个股市所有股票都在下跌，你买进的股票也不可避免地跟着大市下跌，这是系统风险。但如果不是整个股市都在下跌，而是因为你判断不准而买错了股票，结果别的股票在涨，你买的那只却在跌，这是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来自于个人的犯错，但系统风险与个人无关，是大势所趋，个人是无法抗拒的。显然，非系统风险只影响部分人，不影响大局，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不需要去担心的问题。社会需要担心的是系统风险，因为它不但影响全局，而且单靠个人的力量是对付不了的。也就是说，人们需要公共养老解决的是属于系统风险的问题，它却答非所问，解决的是属于非系统风险的问题！
社会保险制度的收益率低下，那是它回答问题回答得不好；公共养老根本没有解决预期寿命大幅提高、通货膨胀造成储蓄存款购买力下降这些私人养老难以应付的系统风险，只是解决了有人不存钱、有人养了不孝之子的非系统风险，那就是它连要它回答的问题都没有回答！作为老师，改卷时遇到前一种学生，我还会给他打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分；但遇到后一种学生，就只剩下直接给他打零分的份了！
正因为社会保险制度根本没能解决这两个系统风险，因此它必然还是要面临这两个系统风险所导致的前面存进来的钱（保险费）到后面越来越不够花的困局。前面说了，如果是用一个人的投资（储蓄）帐户里的钱去支付另一个人的养老金，那么在本质上这项投资（储蓄）计划已经变成“庞氏诈骗”——虽然私人养老里也有用儿子的钱养父母的方式，但父母与儿子之间的权利关系有家族血缘的清晰界定，跟社会保险制度里年轻一代存的钱天晓得会是给了年老一代之中的谁有本质上的区别，后者会出现类似公有制下“名义上人人所有，但其实人人没有”的产权界定模糊的问题。有人会说，那只要让社会保险制度只应用“自己养自己”的模式，即某人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只能用于支付给他养老金，不允许挪用，不就行了吗？然而，由于上述两个系统风险的存在，再加上行政垄断的低效率导致社会保险的收益率长期来说一定是负值，个人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根本不可能足够支付政府所承诺的退休金。为了不让社会保险制度破产，政府要不就是提取其他未退休者的社会保险帐户里的钱去支付，要不就是注入其它财政资金进去填补亏空。前者是直接从“自己养自己”转向跨代养老，也就使得社会保险制度沦为“庞氏诈骗”；后者其实还是间接地变成跨代养老，因为政府的钱来自税收，而交税的主要群体当然就是正在工作的年轻一代！
更麻烦的是，一旦社会保险制度转向“跨代养老”的形式来使它免于破产，这项制度就很难再被取消。因为年轻一代一直在交钱来支撑这个制度，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好处，现在如果政府突然向大家宣布：这个制度收益率低下、吞噬大量财政收入，难以为继，还是让它破产了吧！这相当于是壮士断臂，至少是免去整个社会无穷无尽地继续往那亏空无底的黑洞中投入资金，是长痛不如短痛。但这个决定怎么可能得到公众的同意？——尤其是在那非常民主的西方国家！正在享受的老年人固然不会同意，一直在交钱、从来没享受的年轻人更加不能同意！虽然他们未必不知道社会保险制度亏空累累、继续维持下去迟早是死路一条，但他们当然是自私地认为，这个制度就算要破产也得至少挨到自己享受完之后再破！所谓“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正是这种并非只有法国的路易十四国王才会有的想法，让各国的社会保险制度再怎么千疮百孔仍然要垂死挣扎，不到将国库——甚至是整个社会——的最后一块钱都掏空的那一天到来，它都无法破产！哪怕其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尽早让这制度破产，将所剩无己、但至少还是有点剩下的钱归还公众，让他们重新选择私人养老，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这里，自私之害，又再表现无遗！
事实上，现在深陷主权债务危机的欧洲各国，根源并不是2008年的金融风暴，而是社会保险制度耗费巨大才是主因之一（其它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主义制度等极为耗钱的制度也都是主因）。因为早在2008年之前，各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社会保险制度破产在即，只是当时计算出来的破产时间表会是在21世纪中期，没想到一场金融风暴使得各国政府为了应付危机而更大量地挥洒金钱，使得国库空虚的速度加快，也就使得社会保险制度破产的时间表被大幅提前了。前段时间，法国政府好不容易通过了一项法案，将退休年龄推迟，然而这只是把定时炸弹的时钟拨后，根本就没有拆弹！尽管如此，这项法案的通过还是大费周章，引起民众强烈反对。以如今西方政府的魄力，还有可能做出壮士断臂之举吗？大概只有逐一沦为希腊那样的悲惨景况，国库之内实在是空空如也、弹尽粮绝，民众再怎么哭再怎么闹也没法让政府凭空地哭出闹出钱来的时候，就是社会保险制度（也包括其它社会福利制度、贸易保护主义制度）大限临头的末日了吧。
前面说系统风险是个人无法解决的，但这是理论上的说法。在真实世界里，其实私人养老多多少少还是可以做点事情来应付那两个系统风险的。对于预期寿命提高，别忘了医疗卫生的进步不仅仅是延长了人们活着的时间，也延长了人们身体健康、适合继续工作的时间！既然寿命延长，不够钱花，那就继续出来工作嘛！只要没有强制规定退休年龄，人们自然会作出适当的选择，解决遇到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因为推行了社会保险制度，而社会保险制度明确规定了退休年龄，到了年龄却不退休、继续工作的人会没法领取退休金（我国的社保没这种规定，但外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有），这反倒鼓励了明明还有能力继续工作、自食其力的人选择退休，安坐家中等着收钱，从而妨碍了人们对预期寿命提高的局限条件变化作出适当的反应。（按：这一点也是张翔跟我讨论社会保险制度，我告诉他这个我早在读硕士、还没认识张五常教授之时就已经想到的对社会保险制度是答非所问的批评观点时，他给我补充私人养老其实是可以通过继续参与工作的方式来对预期寿命提高这系统风险作出反应、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
至于通货膨胀，当然最好是由政府出面来解决——因为通货膨胀是政府搞出来的，要治标就得政府出手。然而，政府解决通货膨胀的方法当然绝对不是搞什么社会保险制度这种答非所问的公共养老，而是要控制货币供应量。这一点也是到后面宏观部分的货币理论时再作讲解——，但个人也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例如，把年轻时的收入存在收益浮动、因此可以对抗通胀的资产（如房地产）之上。
甚至即使是那所谓的非系统风险，虽然公共养老能有效解决，但最好还是不要采用这种强制的方式。在古代，道德观念都提倡勤俭节约、孝顺父母，这正是社会用道德说教来解决非系统风险的方式。而私人的慈善行为也会照顾那些老无所养、晚景凄凉之人。虽然这些自发产生的传统道德、慈善行为不像公共养老那样强而有力，但它们也不会像社会保险制度那样带来负面效果。什么负面效果呢？显然，当人们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就会变得没那么愿意存钱，父母子女的亲情关系也变得意义不大——这也是需求定律在发挥作用而已。众所周知，西方人不如东方人那样积极地储蓄，家庭观念、尤其是孝道的道德观更是淡薄得多。但不是众所周知的是，长期实施社会保险制度是其中一个罪魁祸首！也就是说，社会保险制度更深远的祸害是败坏道德良俗！事实上，社会福利制度会养懒人，这早就不是什么新闻啦！
别以为这是危言耸听。我的确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到、感受到，我国才实施没多少年的社保制度已经开始动摇、削弱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我曾听到一个老年亲戚跟我父母聊天时说起这样的事情：有一天，她去社保局办事，听到一个人在那里说：“安仔是最好的，每个月准时存钱进我帐户！”她以为那人的儿子叫“安仔”，便说：“那不是很好吗？你养了这么一个孝顺儿子！”对方却回答她：“你也有安仔的啊？‘安仔’不是我儿子，‘安仔’是‘X安公司’（那是社保局在我们那里设立的保险公司的名字，当地人俗称它为‘安仔’）。”然后他们一群老人家就在那里笑谈出最后的结论是“有‘安仔’好过有乖仔”（按：“乖仔”是“好儿子”的粤语说法）。有了社会保险制度，年轻一代心安理得不去照顾父母，在古代这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但现在没有了利益维系，就很难再持续下去了。可想而知，再过几代人，中国人难免也会变得像西方人那样各代之间各管各的生活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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