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记>这是前阵子深圳晶报十周年系列活动的一个演讲，几经周折终于编辑完整现场实录，希望读者有所收益，在此也向栽培过厘米的晶报网致予深挚的感谢 
我最近在写一本关于乡村的书，有点闭关的状态，我是微博控，我有过一段时间有点“控”，后来发现在里面纠缠很多，然后又有很多的误解，我不是特别有时间去解释，所以我说自己先静下心来做一点更长远的事情。
第一天晚上讲课就忍不住发了一条微博，有些人说“熊老师又回来了”。我发了一条什么微博呢？当天晚上学校是有电的，但是后来变得没有电。后面就有很感人的场面，全国各地的学生去买了很多蜡烛，试想一下在现在的场合，在晚上大家一排一排点着蜡烛，我前面也点着很多的蜡烛，比较热，还有学生送蒲扇。在上面讲课好像是卖西瓜的老头，我第一句话：逆境出人才。在这么一个场合拿着扇子好像诸葛亮的样子。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不管做什么。当时在微博里面留言，很短的一段话，有很多同学就觉得是否有其他的事情发生，那几个事情叫做：视而不见的风浪。其实不管我们在做什么，总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只要你坚定地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环境对你想做的事情有影响，但是不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你决定在做。第二天又停水停电，上面的教育部门来检查，没有办法。
第二天讲的内容就是关于胡适，第一天讲的是我的学思历程，对大家有怎样的借鉴，看过怎样的书，在溪水河畔、沙滩上学生围着，他们在听我讲胡适，来来往往小动物在跑来跑去，这个场面非常有意思。我把这个事告诉我另外一个朋友，他说：这非常像南大上课的情景。虽然我们是一个和平的年代，教育投资越来越多，但是在沙滩上点着蜡烛讲课情景比较少发生。这样的事情让我赶上，我觉得非常有趣，也是我回顾生活历程或者是社会参与时非常值得记下的一笔。
有一个民间NGO组织，是所谓的非法NGO，因为有很多NGO都无法注册。我们主要是组织一些乡间图书馆，用我们自己的说法：让书和人相遇，也让人和人相遇。在一些县城做一些图书馆，在全国募捐一些图书。也请城里面相对有些见识的人和乡下的孩子，读书的孩子，包括当地比较有热情的人面对面交流。这对于中国社会成长、文化的培育是非常有希望的事情。但是管理部门不放心，所以最后就出现一个非常不乐见的场面。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说管理部门对我们有敌意，也不是，我也不能武断的说。整体来说至少我认为：政府部门没有鼓励大家来做这件事情，没有以很宽松、开放的心态来让我们做一些事情。而这个事情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本身需要跨越的一个困境。因为我们讲中国重新发现社会，从原来的国有体制里面走出来，需要这样一些社会培育类的人出来做一些事情，国家应该鼓励他们来做。
做乡村发起图书的朋友叫做应强，也是非常坚决做这件事情，一点一滴的培育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他在北大读完书，循规蹈矩的生活，找一个单位工作，带着他的夫人在乡下做图书馆，我也在我老家里面做，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前几天他自己骑摩托非常不小心摔了一下。昨天晚上我跟他打电话说：还好吧！他说把手给摔断了。我觉得好象有点悲惨一样。现在从事社会建设的人过得有多悲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很多朋友帮着他互相做一些事情。
这是一个开场白，简单介绍我在前几天在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今天到晶报来做的演讲，我自己并不认为是一个多大的演讲，更多的是获得一个交流机会，现在我来讲，后面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与大家做交流。我要谈的是：网络社会与中国建设。实际上去年我在香港大学访问的时候也做过一个类似同题的演讲，但是谈的是另外一个侧重面。我今天要谈的主要是由两部分：一是从政治国家到网络社会；二是互联网文化与精神，互联网本身对于我们社会到底形成多么大的影响，互联网的意义在哪里？
从政治国家到网络社会。我这里分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社会网；二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技术之网，我们通过技术实现。社会网相对于国家而言，因为更多的是国家统领了一切，完全吞并的社会。我在《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里面也着重谈到中国过去六十年来，分为两个三十年，前面三十年是国家不断吞并社会的过程。回想整个二十世纪所谓的中国革命，我的整体感觉就是不断的消灭精英，不断的消灭中国人的创造力的过程。最开始消灭地主，实际上是把农村的精英给消灭了，包括很多还是文化精英，那些士绅，后来消灭资本家，也是把经济精英消灭了。对知识阶层的那种排挤。然后发展到文革状态，连官僚体系都要被打掉。实际上这么一个过程不断消灭精英的过程。这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系，枪打出头鸟，人怕出名猪怕壮。并不是说几句话就能够确定中国人的精神，或者决定中国发展大的脉络。实际上更多的是整个时代对这些精英的态度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否则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中国曾经有精英存在。前面三十年，就是从五十年代开始，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有国家暗线在里面。当时陈独秀说要打倒中国资产阶级的时候，胡适非常有意见，他认为中国发展的状况和阶层分化的状态和国外非常不一样，中国的民间资本非常的少，胡适说如果你要在中国找资本家，得拿着显微镜去找。但是胡适的话并没有阻止中国的历史进程。我原来也讲过，如果在农村连一个鸡都不能养，连一个菜都不能种，这种情况哪是割资本主义尾巴，那是到了刮资本主义毫毛的地步，所有和资本主义有关的东西都被打压了，包括反右，包括整个军事化的管理，整个国家像濒临崩溃一样。大家去翻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出版物，尤其是农村的民间刊物，看到里面全部都是军事化的术语。比如说老家要插秧就要打好插秧第一战和歼灭战，这是完全军事化的说法，更不要说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是军事化的管理。到后来整个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一个崩溃的边缘，最后有了改革开放。在这之前我也谈到：虽然在前三十年中国说是在建社会主义，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根本就没有社会可言，因为整个奉行是国家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社会组织，国家唯一的组织是政府，或者是国家本身。
我们讲国家，国家是一个工具，我们成立国家，本身就是我们成立的一个组织，但是我们成立了这个组织以后，丧失了成立其他任何组织的条件。比如说成立企业、社团都不可能，甚至出一个人还需要票证、还要开证明，否则就是给社会主义摸黑。这种情况下，整个实际上处于一种被捆绑的状态。也是因为这样，去年我写《重新发现社会》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跟我谈到了解这段历史，发现封面上重新发现社会这几个字非常激动。
这个书在去年获奖，我自己没有想到会那么热闹，但是回过头想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确这些年中国社会在一点点的培育，一点点的成长，也需要有更多的力量来推动社会的成长。所以我最深的感受是，这本书受欢迎，并不是这本书本身有多少思想的高度，而是时代的低度决定的，因为有很多常识性的东西被淹没了，有很多人不知道国家是做什么，不知道国家的意义何在。这是我对于《重新发现社会》书的理解，有些评语是因为大家有些默契，应该努力推动社会建设。
历史转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说重新发现社会，也是从改革开放开始，慢慢通过经济、社会开始成长。我把后面的三十年大概做了一个划分，分成三个十年，八十年代是全体争民主，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是暗渡陈仓。我的确听到很多批评，九十年代的人太物欲，太个人主义，没有想太多民族的命运，但是我很愿意看到非常积极的一方面，中国九十年代有非常大的成长，我们从宏大叙事回到个体，这是社会的连接。
过去在我们老家，我问过一个文革时候武斗的时候。文革的时候我们地方有一个井冈山派和大联合派，两派打的非常的厉害，动武的时候动用了大炮，炸死了几个人。我说你们这两派观点有什么区别？老人家说：一派是保卫毛主席；另外一派是捍卫毛主席。所以这两派打的非常厉害。我想这是一个什么状态？他们都觉得自己对毛主席非常忠心，怀疑其他人不忠心。这种个人崇拜所导致每个人都在下跪，这部分下跪的人说另外一部分下跪的人姿势不标准，然后就打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么一种状态。这种所谓的联合是以政治权利、忠心为点的一个联合。如果忠心不在了，整个社会就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所以在1976年毛泽东过世以后，整个中国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状态，不知道茫茫黑夜中国走向何方，原来的主心骨没有了，中国要走到哪里去。
我说八十年代中国处于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有主义、无社会。但是这个主义实际上完全是由毛泽东负责解释，他说是怎样就是怎样，也没有主义，只有主席，无主义、无社会。毛泽东过世以后，中国实际上空窗期，无主义、无社会、中国那时候就变成了一个“三无”国家，国家就维持不下去。后来改革开放，大家齐心走出原来的那种相对比较蛮荒时代的重要的原因。九十年代慢慢进入大家集聚自己内在的一个有一点力量来做事情，还是可以肯定的，顾及自己的利益，也许没有公共精神，但是一定学会保卫自己，而不是把自己牺牲进去。一个理想社会一定是在大家欲望正常的情况下形成一个契约慢慢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慢慢的不断的讨价还价，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是慢慢会促成一个新社会的成长。在这个过程中，整个中国社会在九十年代，不管是经济还是生活，实际上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成长，至少是越来越富庶，越来越丰富。大家重新回到个体的层面来进行社会建设。我刚刚所说的在以前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一种连接，在九十年代以后，大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当然八十年代也开始，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大浪起来了以后，越来越多人从自己的欲望出发，自己的兴趣爱好出发，来做一些事情。我刚刚过来晶报刘总说是不是提几个字，我提给晶报：以己任为天下。在过去的那个年代是以天下为己任。我们要解放全世界，我们要勒紧裤腰带，我们要做很多事情。但是唯独没有想到自己作为一个正常的人需要什么东西，一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太重把自己反而给搁置、忽略。现在一种状态是以己任为天下，按照自己的心境发展，付出多少的辛劳，实现自己的理想主义，这实际上是从自己开始。以前是以权利国家为中心，现在是从个体出发，然后形成社会的联合。以前是一种纵向的联合，比如说所有人对主席，对中央政府的膜拜回到现在，以前是纵向，现在是一种横向的社会的联合。
我另外再说的后面三十年最近的十年，是一个博弈的十年。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公共事件和群体事件发生。群体性事件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社会本身有一种同气连枝的感觉。比如哪一个地方被暴力拆迁，例如宜黄的自焚事件出现。发生的时候，几乎所有人，各派媒体都会形成一种共识，这样的悲剧不能再发生，我们不能有暴力拆迁的行为，同时作为社会成员本身也不要再有那么激烈的举动。大家的确是同气连枝，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命运，这是重新回到个体，回到这个原点，回到自己权利本身才可以看到。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权利意识，你大概也不会想到别人有什么权利意识，就会形成一个互害的社会。比如说你自己有了房子，就觉得邻居家的房子被拆，对自己也是一种危险。这就是大家的判断变得正常。我刚刚讲社会网的连接，实际上除了大家一起做生意，形成一个组织互相连接，有一些社会比如说民间的NGO组织，也完成这个社会的连接，另外还有观念的连接。有的人讲现在的一些冲突，说是叫做无直接利害冲突。有的真的是隔得很远，没有直接利害冲突。当政府做了一些损害民众利益的事后，为什么那么多无直接利害冲突的人站出来表达他们的意见，来顶帖子，不断的转发。我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除了以前我们讲的利益冲突，观念的冲突也是非常的明显。很多人开始意识觉醒了。以前政府去拆民众房子的时候好像很简单，一方面这个房子所有权是国家的；另外一方面很尖锐反对拆迁的被当做钉子户。现在房子一拆大家就觉得这是安身立命的地方，这是权利的起点，如果拆掉的话，我们这一生的辛苦到底安置在哪里？或者说价值何在？因为这个原因就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不管是做义工还是做维权的人士，他们不断的做事情，也是希望社会有一个好的归属，保卫社会，也希望权利本身能够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观察社会只是简单的断章取义，中国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不是这样理解，但是这三个剖面非常有意思，可以看到中国至少是处于一个没有形成共同底线的社会。我们现在强调需要建设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有底线的社会。在政治上你不能再重新走到文革的状态下，所以我们谈唱红歌的时候，很多人警惕：是否回到原来那个年代？在经济上不能回到计划经济束缚大家创造力的时代，文化上也不能动不动是反思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于剥夺大家审美自由，在道德上也不能够一点底线也没有，实际上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底线社会，希望社会能够在一个很坚实的大地上重新建设。国家不能在一片泥沼地上盖大厦，因为没有底线。这是整个社会应该有一个底线，而且如果没有底线的话，虽然现在亿万富翁太多，你说他们幸福吗？不幸福，也没有安全感，政府可能对他们没有底线，拿着刀去幼儿园杀小孩也没有底线，整个社会处于一互害的状态。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底线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不管你多成功。好像在走钢丝一样，有个人技术高超拿着一根棍子走到钢丝上，但是一个人走纲丝非常的危险，如果社会共同救济，有一个共同的底线，所有单条的钢丝能够结成社会之网，大家走路就会很安全，就不会掉下去。我们很多人在创业，在谋求自我发展，但是整体感觉更像是孤军奋战。这是我们建立社会网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方面社会联合起来创造财富；另外一方面使国家进入到法制化、有底线社会正常的状态里。
这是我所说第一部分社会网。另外还有技术之网，互联网。互联网本身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我是1996、1997年开始上网，算是最早一批网民。我回过头想想我自己这些年到底做了什么？我所做的事情基本上和互联网脱不开关系，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完成，互联网对我个人的影响非常大。
另外一方面，互联网本身的发展也受到一些局限，中国自古以来从修长城开始比较喜欢修墙，还有喜欢修坝，实际上最大的水坝，要“称坝世界”。原来在月球上能够看到地球上长城，现在在月球上看到伟大的防火墙。有人说中国现在进入了“3G”时代，一个G是Government，Government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个G是GDP，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还有一个G是GFW，GFW代表先进文化的方向；我们知道方向在哪一个地方，但是总是会撞墙。
整体来说，我们社会本身有非常大的进步在哪里？以前那种社会管理或者是社会统治通过暴力加意识形态完成的。所以作为民众要发表自己的声音会很难，意见就是很难，获取信息很难。在三十多年以前还有偷听敌台是犯罪，现在还有一些翻墙的机会，实际上现在社会的发展或者说社会本身为自己争取权利的过程是以技术对抗技术。
互联网本身是一个技术网络。从理论上来说是没有任何人能够截断互联网，除非是物理上的截断。比如说我在上课可以突然断电，让你上不了网，互联网也可以因为断电，让互联网不存在。实际上现在不可能，因为不管是政府还是社会，中国发展互联网方面，现在已经建成这么大一个规模的情况下不可能会废弃互联网。
在这种前提下，大家运用互联网的过程通过技术完成，我见到一些很老的学者，我也看到他们博弈的技术也是非常好。实际上整个社会也处于一个非常宽容的状态。为什么现在没有那种很恶劣的情形发生呢？我想还是社会本身有一个默契，大家知道中国会往哪方面走，知道中国会越来越开放，越来越自由，越来越丰富。自己种好自己的田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打拼好自己的事业。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我在讲互联网的时候，网民和以前人民的概念完全不一样。以前人民完全是一个政治化的概念，而且人民都是由掌权者定义的，哪怕是一个村长，也可以说把人家的房子拆掉，他来决定。网民是一个实体性的概念，不是一个虚构的。具体谁是网民？都可以在每个上网者体现出来，而且网民本身也是一个在私有和公共之间的概念，或者都有。他是一个复数，也是一个单数，我是网民，这是单数，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复数，因为无数人都是网民。
在讲自己利益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有着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取向或者共同生活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员，使用网络中人的一员，而不是孤零零的一个，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听到有些朋友说，尽管在去年、前年包括《半月谈》都评出中国社会公民，《半月谈》都在谈公民社会，现在好像有人说公民社会不让谈了。
其实不让谈也没有关系，我觉得中国现在整个社会发展是一个去政治化的政治。不用谈那么多政治，但是社会横向的联系在不断的加强。所以我说实际上在走向公民社会之前，中国正在做另外一件事情，走向网络社会。走向网络社会的意思是社会横向的联系在不断加强。这是相对于国家原来统领一切纵向的权利为本位，以政治为本位的一种超越。
以前政治是全社会的一个枢纽，而现在就让位于每一个个体的生活自由，或者说让位于大家对于自己个人价值理想的实现。原来我也绘制过一张图，对比两个社会的区别，一个是以权利为中心，就像十字架一样的社会，十字架可以挪很多，交汇只有一个中间点。如果有很多的轴，中间的点没有了，其他的就完全散掉，那是一个没有社会的政治国家所面临的困境。而现在建立网络社会，我们看到社会的形态就像是围棋盘一样，中间的一个小节断掉其他的点还是能够互相抵达，互相连接，那也是建设公民社会非常好的期许，而公民社会本身最重要的我想或者说重要的特点是一个网络社会，公民与公民社会能够互相抵达，大家做朋友，一起成立社团，一起出国旅行，类似于这样，完全横向的连接，不会受到过多的权利的干扰，这是社会本身需要做到的。
中国现在的情形非常像是法国十八世纪的情形，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后，社会没有或者是整个革命最后没有像最开始想得那样完全达到一个理想的境界，甚至有些地方还倒退。这个社会新的阶层、知识阶层不希望出现暴力事件、流血事件，最后社会学家希望社会的横向联系能够加强，使国家社会慢慢的脱胎换骨。其实我们讲对中国的改造要有耐心，慢慢做，也是看到社会的横向联系在一天一天的加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完成。
在重新发现社会里面我谈到这么一个观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获得非常好的成长，中国经济也获得很好的成长。我当时提到一个概念：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还不如说因为政府没有做什么。权利本身退出了不应该属于它管理的领域。我举两个例子：微博的发展很好的见证这一点。就在前2-3年，中国还没有微博。这两年突然就起来了，《联合早报》前不久发了一篇文章，中国4.5亿网民里面，使用微博的人数已经有2亿，有这么多人在使用微博，你可以看到社会横向联系本身那种惊人的发展速度，而没有政府去动员，所以你需要去写微博，你小区里面也没有挂标语说去要你写微博。相对于信息社会接触速度不是很快的有些官员都去写微博，在网上有一个一微博就去开房，不知道是哪一个省的官员，非常有意思，直接发微博说“房卡我拿到了”。当然出了洋相，这也是社会本身的一个自发，没有人说是政府动员他去开微博，只是朋友之前喝酒、聊天或者只是发一个邀请，就把这个空间给拓展。这是社会自我拓展不断创造连接，使社会丰富的一个细节，互联网时代微博异军突起。我自己觉得微博真的是中国互联网时代一个革命性产品。真正实现了从原来讲的媒体时代理想。以前的博客跟现在还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现在的互动性，自己搭建圈子的能力是原来不可想象的。这的确是一个大家努力抵达的方向。
而且另外一方面，通过互联网网络工具，除了微博以后。例如QQ，QQ对社会连接的贡献也是非常大。虽然我非常反对腾讯公司的唯利是图，动不动就收费，什么的蓝钻会员，玩一个什么游戏，如果是蓝钻会员就把你踢出去，我是被踢过好几次，所以我对腾讯唯利是图的印象非常不好。但是去年腾讯跟360打架的时候，我还是帮腾讯说了些好话的，QQ产品本身对社会的互相连接有非常好的意义。我家是农村的，我家乡的人走到五湖四海就互相联系，我们村子里面的人几年前建立了QQ群，无数个村子建立了自己的QQ群，每年的学生毕业通过QQ群联系，这是社会横向联系非常重要的侧面，通过网络，不管是微博还是QQ，QQ发展到比身份证发放的数量还多，那也是因为社会有这种横向联系的冲动，需要有这种横向的发展。
另外不是政府直接鼓励，但是社会能够发展出很好的状态，比如说我现在坐在家里面不去书店买书，我不去手机店去买手机，但是我可以在家里面把货都订过来，像当当网、卓越网、京东商城，孔夫子书店，这是互联网本身的发展。因为社会有这个需求，就有这样一些企业做电子商务的也好还是直接作为运输部门本身配送货的也好。他们的确对中国本身社会生活完成了非常大的改造。同样说回我的村庄，我去年回家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村很偏僻，是在三个乡的交界，从行政地理上来说是交界的地方通常是中国最偏的地方，通常是修不到路的地方。村子里面因为有多很人打工赚一些钱回去盖了房子，因为在城市买不起房子，孩子也是在乡下成家，我相信很多朋友回到乡下可以看到很多楼房，他们装修得很好，我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家具，他们的家具是哪里来的呢？他们说：在广东买。我问怎样运过来，他说：在网上买的，从广东的家具厂送到我们村子里面去，这是物流本身的一个大发展。
这是我们讲社会网这种连接这么一个细节，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我刚刚所说的断绝社会横向联系的权利部门能够逃生、逃荒，要饭都要开证明，这是阻断社会联系，一切以政治为中心的时代。现在只要政府不过多干预，让社会慢慢的发展，给我们创造了非常多好的产品，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上越来越舒适。
现在回到乡下去居住，生活也不是说特别的苦，甚至说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也是对比欧洲一些农村的发展，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城里面人愿意到乡下去居住。这是非常有希望的事情，一方面把城里的资源带到乡下去，乡下的人为了讨生活到城里面过着候鸟的生活，也不会有很多留守的孩子。最关键是农村不会箫条，因为在过去这几十年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中国农村都是把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往城里面输送。如果乡下的条件，物流、道路、互联网、医疗能够跟上的话，我相信有很多人会住到乡下去。现在之所以不愿意住到乡下去，在医疗方面的确是很大的瓶颈，因为在乡下资源，硬件肯定比不上城里。几年前有一个调查：在乡下人的平均寿命比城里面的平均寿命要少12岁。我们在过去讲十年文革，大家就说减少去10岁多大的灾难。在中国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差距，平均下来每个人减去12岁，很多人根本看不到。如果这种差距慢慢被填平的话，这种社会网络所谓的贡献文明的趋势肯定会增强，更多的人会住到乡下去，而因为这种医疗等各方面差距，实际上告老还乡的制度，现在在城里面做完官都没有回去，例如士绅在乡下都没有，现在有很多农民工都回去了，我相信将来有更多的人回去。
说到物流，去年有一个人大代表，做了一个参与式的调查，从广东装货到北京，如果沿途不违法、不超载，最后发现还赔了3200元，这个运货的成本比到美国还要贵。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因为我们社会在横向联系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受到很多东西的阻断。高速公路按理说对大家的生活非常好，很快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大家发现让社会支付了太多的成本，物流本身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方便，我们的生活因为物流变得非常的美好、舒适。但是所谓特殊利益集团，阻挠社会横向联系的因素还存在。所以有一个对比，中国A股上市的19家高速公路公司的盈利在35%，而我们通常运输企业只有2-3%盈利。从这里可以比较出来：因为我们要加强社会横向联系，让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有多少东西是需要去重新需要改造的。物流这也只是一个细节。
整体来说，社会的发展受到了一些阻碍，和权利部门、特殊利益的集团的阻碍还有很大的关系，更多的成本是社会在担负。最近，我看到网上讨论比较多是讲中美物价，中国的物价非常高，我自己是很有体会，除了知识产权方面比较便宜以外，其他都很贵。正常的看电影，在香丽舍大街上看一场电影是7元钱，在中国60-70元。
前面我谈到社会网和互联网，从政治社会渐渐走向网络社会，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同时有些挫折；另外一方面中国有非常大的变化，我谈到互联网本身对中国的影响，或者说刚刚所说的连接社会以外，在观念上是否有很大的影响。这里面大概列了九条，我把它解释为互联网精神。
一、自由精神。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自由精神。
大家在用互联网的时候，的确是很有体会的，你想发表言论就发表，你可以传输什么信件，也包括互联网帮你实现行动的自由。我自己非常有体会，我原来在1997年刚刚上网时就可以看很多地方新闻，后来留学的时候，南方都市报找我写专栏。我在欧洲可以给他们写专栏、写社论。回来以后我也可以在不同的城市，同时完成很多媒体写作任务，的确是互联网本身带来行动上的自由。即便现在长期住在乡下，也不会受到的多大影响。因为现在很多村子都接入了宽带，没有接入宽带，无线上网也可以实现行动自由。
这种自由也包括了不上网的自由，以前大喇叭时代，你关不了村子里面的喇叭，说要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就是老大哥看着你的时代，老大哥必须让你听的时代，作为传媒本身的特点，你上网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你想接就接。我一直在强调所谓私欲，个人在自己家里面，实际上不光是有不上网的自由，如果有人说我们以前会听到央视封杀了谁？现在没有封杀不封杀，渠道非常多，你不看央视，也可以了解世界很多的变化，你也可以封杀央视，你可以看新闻联播，也可以不看新闻联播。我补充一点，新闻联播的确是非常好的节目，很多人在谈，新闻联播给中国人活下去的信心与勇气（笑）。
二、平等的精神。
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在上网的过程中，中国有副部级大学，但是没有副部级网民。例如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官职上已经很高，按照所谓的官员序列，有很多人会对他很敬畏。互联网上完全不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网民，所以人都是平等的，不管说得好还是坏，别人可以嘲笑你，你也可以批评他。
三、公共精神。
我记得网络刚刚起步的时候，网易有一个广告叫做“网聚人的力量”，过去讲网聚人的力量和现在讲网聚人的力量不同，以前是发信息，形成一个社团。现在网聚人的力量就有一种人肉搜索，例如“周老虎事件”，最后竟然把那张画报都能够找出来，包括现在互联网上活跃着一支“扒路军”，什么事情都能够扒出来，例如郭美美事件，就是炫富，就把红十字会搞的声名狼藉。能成就公共事件，和大家的公共精神还是分不开的。
大家在参与公共事件发展过程中实际上支付的成本越来越小，只是把大家平时一点时间拿出来，也许在刷牙的过程中能够完成一个博弈，通过微博进行微笑的博弈。作为公共精神的培育，在互联网上，大家在看互联网这些公共事件的时候，现在有一句话：围观改变中国。有人问我你相信围观改变中国吗？如果原来不去看，而现在去围观，这本身完成了对中国的改变，因为在做加法，还有一个，围观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改变公共事件发展进程了一个成果，围观会改变围观者本身，他们在围观的过程中，他们的公共精神会得到鼓励，会得到呵护，或者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个社会。
四、开放精神。
互联网的开放精神，包括了地理上的开放，因为互联网从开始发展成为互联网就是向全世界开放，地理上开放，时间上开放。一般的网站除了我们政府部门有些不能够回帖，说在什么时间之内不能发帖，例如以前的强国论坛时间上有些间断，其他的网站是开放的，如果网站一直办下去，对未来也是开放。还有技术上的开放。例如有些产品之所以有大发展与开放源码有关系，例如苹果这么封闭的帝国都开了API，腾讯去年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开放。所以开放也是互联网精神的一个代表。
还有内容的开放，最典型的就是说日志，包括微博，以前我们什么东西，比如说写一个日记，当然有些日记很私密，自己不会给别人看，即便正常写的日记，我没有太多的隐私，看一下吧！没有人会去看的。有了博客系统以后，在互联网时代以后，在哪一个吃饭，在哪一个地方一起谈观点，立刻发在网络上，这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侧面。还有一些比较喜欢晒自己郭美美，喜欢炫耀，富有的生活，有些人闯祸，把多少个男朋友都卷进去了（笑）。
五、试错的精神。
这是非常重要的精神，在互联网的时代，Google将带来什么？里面谈到Google具有试错的精神，不管什么时候，推出一个产品就告诉大家，我们推出这个产品就像是Beta不断的改进，这本身就是一个试错。最早有些软件也是不断的测试，也是因为开放给大家来用，然后不断的测试，不断的有反馈。
媒体单位，例如今天报道了什么事情，昨天接到信息肯定是很不全面的，你报道的时候可能有些漏错，因为你有这种试错权，但是不要恶意诋毁什么，你纠正一下就可以了。我们看到中国有很多媒体是没有纠错权，所以登载一个什么新闻，哪一个人身体不健康，最后这个网站可能就会被关掉，或者就是被关掉，因为没有试错权。但是政府有试错权，例如反右或者是三年自然灾难，例如后来的文革，包括现在的挖马路，刚刚铺好再挖，挖完再挖。还有一些建筑，前天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小区房子刚刚封顶，就来一个拆除令要建新的东西了。
这种事情我想每个城市都发生过，这个试错的精神也和我比较推崇的一个学者卡尔波普尔（谐音）的观点非常的贴近，卡尔波普尔（谐音）成为世界的常态，深圳是鼓励创新，承认失败，试错除了创新以外也承认错误，有很多不承认错误，也不鼓励创新，卡尔波普尔（谐音）就认为科学可以被试错的，如果不被试错的东西，或者你认为你永远正确的东西就不是科学。
我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最后我们商讨了，离真理更进一步，我们慢慢的接近真理，而不是通过一天的思考，通过一场运动，然后就接近了真理，就拥有了真理。我们通常会听到上课的时候，在小学、中学，就有这么一段话，经常会看到历史告诉我们，什么历史规律。有一句话：“读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这个人在读历史，发现太多的规律，可能也会变得弱智。因为太多的规律把他给框住了。而这种所谓通过历史获得的真理，只有什么才能怎样，这是一种归纳法或者是不断重复法。在文革的时候说，文革大革命好就是好，这不是归纳，这是重复。
卡尔波普尔（谐音）举了一个例子说，如果你看到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但是你得不出一个结论说所有的天鹅是白的，只要有一只天鹅是黑的，或者在将来有一只天鹅是黑的，这样你科学的结论就站不住，就可能被证伪，所以他说是无限接近真理，通过知识寻求解放。
我自己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刚刚出生的时候都没有死，上小学，上高中，我们还都没有死，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也没有一个死掉，所有人都是活着的，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每天都活着归纳出一个结论，我们即将永生，或者说我们是老不死。我们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归纳本身不能构成一个终极性的真理。我们只能通过一些事实可以获得更多的真相，从里面找出一些观点。这是试错的精神，在互联网不管是开发软件，还是网络产品本身是不断的试错，我们现在试错比较有名的就是微博系统，所有的微博都想正式运营，但是在左上脚都有一个Beta。我们拿你们来试错，如果你有非常不好的发展，那就拜拜了。
六&七、娱乐和解构的精神。
这些年的生活社会非常的丰富，和互联网有很大的关系，而这种丰富在互联网上所体现是类似于关于性、关于政治的解构非常多。包括很多人在网上秀自己的身体，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不断解放的一个标志，“我的身体我做主”。这在过去相对来说，在极端的年代，个人是不能够说自己的身体自己作主，最早可能是父母作主，后来是政府作主。遇到灾荒，饿死是自然灾害，如果你有饭吃，而你不吃就是破坏生产工具，因为你是生产工具中的一员，而且你是生产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这是是拟人化的。机器正在运转，你自己从螺丝里面蹦出来就是你自己别有用心。在互联网上我们看到很多人想怎么秀自己的生活，就怎样秀自己的身体。
原来正襟危坐的一些理论，包括官员在网上被平民化。有些人说这是胡锦涛的粉丝、温家宝的粉丝和以前不一样，不是绝对的追随，而是欣赏个人的魅力。说到解构，以前可能政府发一个什么命令，是一个怎样的文件就是怎样的文件，大家就按官方的意思来解释，现在任何这些文件放到网上以后，立刻受到网民质疑或者是重新诠释。
八、契约精神。
我觉得契约精神是互联网文明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中国社会本身不是完全没有秩序，但是就契约精神来说的确是培育不是很够，也包括我们讲这个《宪法》。《宪法》本身也是一纸契约，但是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互联网开始是根据契约来形成，大家遵照这个契约才有今天的发展。当时在1995年美国联邦网络委员会对互联网的定义就是定义在契约基础直说，一方面是全球性；另外一方面每一台主机都有一个地址，这些有地址的主机就是根据共同的规则提升PIP协议来构筑。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说正是因为有契约才会有所谓的平等。
互联网在自治和分权方面对大家的观点有一点影响。互联网最早能够发展起来基于美国对苏联的恐惧。当时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卫星，你会觉得苏联在军事上要压倒美国了。所以美国要建设一个网络系统，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中央控制系统，是以中央权利为中心的系统。如果中央崩溃，整个美国在防御苏联方面的网络就瘫痪，所以他们要建一个灵活多中心，或者是没有中心的网络系统，所以就有后面慢慢军用转民用，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对阿帕网（谐音）进行了改造，互联网本身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到去中心化，不断的完成自治和分权。每一个论坛、每一个国家、地区在互联网不会因为其他某个地方论坛主机的损坏而损坏。自治和分权，对大家的观点也会有些影响。
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麻将与现政》，在政治与分权方面，在自治方面做得最好是麻将，最能够体现世界丰富性，最能够体现自治的价值，就是中国人从打麻将里面能够体现出来。中国各个地方麻将的打法不一样，秩序能够维持非常好，而且大家在打麻将的过程中，你去了另外一个新的地方，你去学他们新的规矩，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大家会谈论，有的地方去外面考察完了以后，最后还会改变自己麻将的打法。我又说到老家的村子，回去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他们的打法有变化，因为有些人去县里面“考察”，换了新的打法，甚至摆牌的方式都不一样，就是充分的自治。
九、合作与共享。
这也是互联网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特征，互联网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共用的一个东西，大家在不断的合作和分享。“维基百科”可以说拿过来的例子，跟原来的编纂方式不一样，向世界开放，有很多人才用到很多资料来编写，从“维基百科”开始，有人谈“维基政府”，我们是否可以通过维基的方式重构政府出台决议的方式或者是重构政府执政的方式。怎么说？除了选举民主以外，我们是否还有另外一种需要补充的，不是选举完以后大家就把对于政府的这种监督或者是参与，执政的监督、参与就放一边，而是通过开放系统就让大家参与到决策过程里面。
他做了一个对比就是像所谓协商民主。他把《维基百科》式的这种管理即合作民主，具体参与到法条相关制订里面，而不是最后拿出最终一个方案，请一些所谓的听证会的人员来听证。中国还有听证专门人负责听证，听证的时候就举手，所有都能够通过。合作民主是什么意思？大家平时参与到具体的制订过程中，而不是最后投一个票是赞成还是反对，因为赞成和反对并没有把最真诚的意思表现出来，那么漫长的过程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完成，也是希望开放。互联网这种精神能够和现实政治连接起来，这是我讲互联网本身一些特征，可能造成的某种影响。
我原来一直认为从衡量人类社会进步有两个价值，一是自由；另一个是合作。我觉得现在世界在慢慢在这两个价值很好的联系在一起。自由是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如欧盟，每个国家都保持独立，他们在合作，我想世界因此是慢慢通过这种方式来化解冲突。
说到互联网对中国本身的影响。有一个理论我是比较支持，汤因比是一个大历史学家，谈到科技的影响，就举了这么一个例子，他要进入另一个国家可能会受到非常大阻碍，因为人家根本就不接受你的观念。一个文明的文化之光进入另外一个国家有另外一种方式，就像是一道光射过三棱镜，有很多的光束，包括科技、政治、文化、宗教就有很多光束。在汤因比看来，科技就是最长的那一道光，尽管跟宗教、政治这些东西不能够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因为受到抵触、抵制，但是作为科技就没有那么大的阻力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家。但是进入以后并不是说科技进入就完了。进入以后人家就会想为有这样的科技，科技有怎样的内涵，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科技？这背后的制度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运用这一切，除了科技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就好像心理上的“踏门槛”效应一样，先把一只脚踏进来，然后另外一个脚再进来。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像纯粹的科技产品一样，可以远程传输一些东西，到今天，尤其是现在互联网网络原住民，现在算是数字移民，我们不是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是二十多岁在用互联网，我相信在座都是后来才用上互联网，现在小孩打小就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他们的观念会受到互联网这些所谓科技特征的影响。
今天我刚刚过来的时候，刘总送我一本书，是晶报出的《十大观念》。我很快的翻一下，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而且我眼光很快盯在最后“来了就是深圳人”。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观念，首先有一种自信，深圳人肯定是好的，另一方面很开放。书里面也谈到影响深圳发展的是观念。我在准备讲稿的时候一直想按照一个线索来整理，中国这些年来一方面在物质上面有很大的成长，最大的变化就是观念的变化。原来是一个集体主义，现在是回到个人；原来是无人所有制的国家，我们说是全民所有制，没有人拥有这个国家。现在回到个体，有很多关于分红的一些说法，关于私权方面更是这样。
整个时代就是一个慢慢不承认有私权的时代，到今天之所以有一个我刚刚所说的博弈的时代，我想还是这个观念本身发生了变化。中国这几十年的成长受益于观念的变化，中国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我觉得也是奠基于这些年观念的变化。
我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下面进入互动环节，现在有哪些听众有提问请举手示意一下。
【观众·问】
一、中国这么多年的对外付出，但是为什么中国人的朋友越来越少？中国对于阿富汗、阿尔伯尼亚等等一些国家的援助，但是从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朋友为什么越来越少？
二、你谈到底线的问题。但是往往社会现实就是在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当中往往会产生很大的偏差，这种底线谁去保证？这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中国的物价现在上涨了，整个中国的物价都那么高的这种情况下，这种工薪阶级利益谁去保障？我们始终在谈到中国这么多年发展进步，但是这种基本的问题事实上还是在没有得到太多的证实和解决。
【熊培云·答】
第一个问题，这个说法不对。中国的朋友以前只有阿尔巴尼亚。现在的朋友是倍数增长。
我回答第二个问题，让社会越来越好，有很多种方式，我们现在能够做的通常是以德治国，这是政府提出的以德治国，不是说政府要以德治国。而是作为公众能够参与到社会改造或者是政府约束这方面事情，能够做的就是德。我们骂这样你做得太不对，你这样太没有道德，我们通常只能通过德行来说政府做得不对。但是以德治国肯定是不够的，问题是中国重视德行，不会没有德行的事情，如果不重视德行，以德治国就没有效果。有些官员在网上非常的糟糕，就批得很厉害，也不会引咎辞职，实在不行就革职，没有过多久又换另外一个地方工作，以德治国没有效果。在网上也是这样，有人总说网络执政是否很有希望，我看到很不好的方面，一方面好像能够解决问题，但是不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所有事情，最重要是在网络辩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也不会有执行力。还是要回到依法治国，不是说政府出台一个法律大家遵守，这不是法制国家正常的状态，正常的状态，首先是民众或者是真正的民意代表参与到法律的制定，法律本身制定出来了以后符合民众最根本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再不折不扣的执行，如果法律本身有问题，以前的拆迁条款在九十年代初制定，完全和大家的私权相抵触。其中有一个条款是：如果法院在审理案子，拆迁部门可以同时执行拆除房屋的决定。如果说诉讼双方处于一个战争的状态，政府那边或者执行拆迁部门，可以永远不停战，永远战争下去，这个法律制定出来如果说执行算是依法治国吗？我觉得也不是。更多停留在以德治国，我们写评论就是以德治国，或者是以理服人，但是没有执行力，我觉得有执行力更多的是体现民意，走到权利决策人部门里面去。
第一部分你讲的底线，您是否有底线的主张？如果说底线的话，这个东西怎样倡导人们执行？如果倡导一个道德的更高的标准让别人追求是否会更好呢？
中国好像在盖一个楼，我们还是在处于打地基的阶段，地基如果打不好，你非要说我们盖到200层、300层是否更壮观，我觉得有点脱离实际，最基本的东西还没有解决。我们建设社会底线的时候就不能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我并没有这样的意思。社会应该有更好的底线来做事情，其实你在另外一个场合可以说我们可以过得更优雅，像民国一样优雅。
【观众·问】
我是一个农民工，之前我并不知道谁是熊培云，因为我电脑不是很熟，微博没有用过，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所以在下层的农民工有很大的基数，他们有下一代，怎么办？所以我想有机会听听你们对这方面的话。
【熊培云·答】
其实你所说也不光光是深圳有人希望拆迁换比较多的钱，但是我想其实关键还是在谈判。实际上是一个交易，你不能让一方很吃亏，不能政府说把你拆了就拆了，或者是商人说拆了就拆了，至少要尊重产权所有人的权利。我们现在所有的悲剧是因为没有尊重他们的权利，而且在补偿方面，我们的补偿是没有精神层面的东西。比如说你一个宅子，你们家住了一百年的宅子，或者就是你打小生活在那里的宅子，就是不想拆，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国家，有些领导信佛和烧香，有些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物质本身补充非常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要反对。
至于你所说的平衡。这要是具体的个案才说，这样也解释不清楚。
【观众·问】
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请问在学校得不到答案的两个问题。
一是政府面对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政治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的思路是逐步解决，刚刚演讲中我们提到我们有充足解决方案的。但是是否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逐步解决思路跟不上问题。有一天社会崩溃了依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第二，多年以来一直受到的教育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可以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如果是的话，因为什么？如果不是的话，你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我希望听到一些不同于学校老师的声音。
【熊培云·答】
你说将来是否会出现将来崩溃的情况，这是属于预言我们不知道。上世纪真的崩溃了很多次。你所说的希望，我们有这儿多愿意参与，包括愿意过来听讲座，我愿意来做这个讲座，晶报愿意做这样的活动，其实就是给社会增加希望具体的个案。我觉得主要是大家努力不会出现你所说的崩溃，至少是不会出现上世纪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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