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合格的公民

   “偷东西，剁手，杀人偿命，这还讨论什么啊？”

暑期，一所政法大学内，未通过英美法课程期末考试的学生迎来了补考。他们模拟西方法庭，分别担任法官、律师、检察官等角色，审理的正是一桩社会上饱受争议的“20岁富二代弑父”案。12位学生家长组成了陪审团，这些人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有医生、房地产商、保安、教授、保险推销员等。他们在听取学生法庭审理后，将对本案进行讨论后投票判定富二代有罪还是无罪，主考官要求达到12比0全体一致通过的结果。

会议开始，在团长的带领下进行了第一次投票，十一票有罪，一票无罪。众人顿时炸开了锅，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开始质问8号陪审员为什么投无罪票。8号陪审员，非常郑重地说:“这个讨论是虚拟的，假的，可案子是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网络遍布世界的角角落落，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像会议中的其他人一样迷失在媒体舆论的浪潮中，错误地判断许多人。在农村，就有好多大婶阿婆聚成一群，本着“事不关己”的态度，随着自己的意愿去扭曲事实，造成了很多承受不了压力的当事人选择轻生。当我们每个公民都手握生杀大权，去真正判断一个人的对错时，我们怎能再仅凭众人盲从的舆论呢？也许我们花费一秒钟就可以做出一个判断，但是这有可能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标签。身为一个崇尚科学的公民，我们应当谨言慎行，不一昧盲从，不颠倒黑白，用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待人和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投票变成了10比2、8比4、6比6、3比9。这群陪审家长里，年龄、职业各不相同。与其说是8号陪审员说服了他们，不如说是他们在这件案子里都看到了自己曾经的身影。例如，6号陪审员，是急诊科医生，一开始“人云亦云”地投了有罪，后来联想到工作时，病人家属对不能治愈的病人提出“安乐死”，自己内心的惋惜，最后出于“尊重生命”，他改投了无罪。再比如，7号陪审员，是学校小卖部的商贩，有着紧张的生活压力，表面上在讨论案情，心里还在想着:停电了，自己的那箱冰棍会不会化掉？出于“抛弃自卑，捡起自尊”做出了无罪判定。还有9号陪审，一个70多岁的老头，文革期间被打为右派，尝尽世间冷暖，一辈子都在渴望受到别人尊重的注视，他从自身出发，赞同8号陪审员，那个作证的老头可能在说谎夺关注。这些陪审员的经历，就好像我们这个社会中千千万万个人经历的缩影。被冤枉、被讥讽、被奚落，他们可能无法反抗，只能默默忍受。当遇到别人在走自己曾经走过的坎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倾向于选择冷眼旁观，或者在心里惋惜惋惜，祝愿那些受难者早日摆脱。可是，却没有人肯勇敢地站出来说一句“这不是他的错，你们不该这么对待他”。他们心中想的是:这种痛苦，我遭受时，没人来帮过我，别人凭什么有特权，可以得到平反、得到正义？最好人人都尝受这种痛苦，那才叫老天有眼。就好像，两三年前热议的“老人摔倒扶与不扶”的问题，如果恰好有一个老人在一个青年的车子旁跌倒，被青年扶起后，到法院去告了这个青年撞人，法院组织了一个陪审团，恰好陪审团里有一个刚扶了老人被法院判处交了很多罚款并且名声扫地的人，在想到老人深仇大恨的面孔、法官冠冕堂皇的审判、自己倾家荡产的处境，这个陪审员是该投青年“无罪”还是“有罪”？当然，生活不是电影，没有那么多的恰巧，可是我们不能忽视这种恰巧的存在不是吗？何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用一种合理的怀疑态度，去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身为一个恪守理性的公民，要抛却偏见，要秉持正义，尽己所能地去监督并举报生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人和事。

会议进入白热化阶段，投票也变成了11比1。3号陪审员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出租车司机，因为和儿子吵了一架，儿子六年没回家，老婆也选择离婚，出于“对逆子的不原谅”，他一直固执己见地认为富二代有罪，弑父之罪，不可原谅。最后，出于“对儿子的宽容、自身错误的正视和负面情感的崩塌”，他做出了无罪判定。现今社会，代沟这一问题，也越来越成为不可忽视的现象。有时候父母就喜欢用老一辈人的思想和要求去约束子女，缺乏和子女的沟通，一有矛盾就坚持“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老封建，致使子女和父母的心越来越远。这也源于有些年纪大些的长辈没有意识到时代变了，教育子女的方式也变了，子女们有了自己的想法，也更渴望被尊重。换句话说，当这些老一辈人的子女长大了，为人父母之时，也是要顺应时代的要求，改变自己的教育模式的。不仅仅是父母和子女的相处之道，新时代许多心态都应该改变。身为一个懂得变通的公民，要顺应时代，要放宽心态，和亲人、朋友以及这个社会用心交流。

电影的最后，暗示了8号陪审员是一个检察官。抛开他的职业不说，他始终用一种合理的态度在维护、尊重犯罪嫌疑人，不被外界流言蜚语所干扰。一个具有强烈公民意识的人，就该如此，拥有独立的人格，可以独立地思考，能够承担自己决策的后果。在任何可以怀疑的情况下，都不要轻易给别人“下死刑”。人人都是平等的，也都是这社会上的一份子，都拥有追求和维护自身自由、权利和自尊的资格。

让我们彼此监督，彼此共勉，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公民。